论《乐记》的美学思想及其对中国音乐的影响

音乐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就萌生了,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音乐,成为原始社会人类相互交流感情,协同行动的有效手段。从事各种劳动时所唱的渔歌、牧歌、号子等,伴随着社会发展逐步走向成熟。本文以《乐记》各篇所言内容为中心,在叙述音乐可以反映政治思想的同时,阐述音乐作为净化社会风气的具体产物,具有安定民心,引导受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。
关键词乐记;音乐;政治;道德;礼;乐;篇

音乐是人类精神生活及日常劳动中所产生的艺术品种,是反映人类精神面貌的产物;而音乐又是主观、客观相互作用的饰现。音乐有感于物体而动,对客观外在的一切事物有感而发。在《乐记》中强调“感而后动”,反映了自春秋战国时期,到后来的东汉、西汉,“情感论”已经取代了“功能论”,成为当时社会音乐论的主流。在《乐本篇》中,音乐从“本体论”的高度,点明了第一阶段的主体、客体关系。也就是情感的来源是通过声音来表达的,用声音塑造情感形象。在强调人心动态结构的同时,阐释音乐是受人心感悟与情感制约的,因此,音乐从其本身就萌生了动态。在通常状态下,音乐又是一种声音变化的艺术形式,其表现形式比较独特,将乐音按常规组织在一起,如果乐音短促且暗淡无力,其体验者内心必生哀伤之情。音乐所体现的各种形式不是固定的,它是通过作者对外部世界的体验,以主体的审美心态及对美感体验的感悟,二者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,是对老子《道德经》含概的继承与发展。
《乐记》的《乐本篇》在叙述上述问题的同时,也叙述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,文中用了六句话阐述了音乐可以反映政治。治世之音乐具有安定民众,精神乐观的情感形象,音乐作为反映政治的具体方法,是通过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声音阶,以及存在变化音的七声音阶,来反映社会中人情事物的。
《乐记》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,这是它体现的重内容,从我国早期音乐产生的萌芽时期起,音乐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工具。自春秋战国以来,音乐就被当作情感表达的重手段。《乐记》着重坚持音乐的文化礼仪,其意义不容低估,这是对中华礼乐文明的一种传承。“礼、乐”作为安邦治国的重手段之一,是用以征战和法治社会所进行的政治体现。
《乐记》之“乐象篇”阐述我们作为人的“人性”是源自自然的,人有许多天生的本性自身就存在的。以音乐的特殊语言来塑造具体的音乐形象;用“高音”象征天,用“众音”来象征地,用“始终”来象征四季,用“音阶”的快速滑动来象征风雨,描写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则,及大干世界间万物的彼此关系。
《乐记》之“乐象篇”着重阐述了人的气质,表述人认识社会、认识自然是人类天生所具有的潜质,人的心理情感受外部的影响而不断变化。音乐的表达方式是以“心术”方式体现,从音乐的专业术语中,我们可以感知音乐所反映的内容。当音乐旋律表现为“含蓄、缓慢”时,体现悲思、忧愁的情感音乐内涵;当音乐表现“宽广、和谐”节奏时,音乐旋律体现欢快、明朗的内涵等。
《乐记》之“乐情篇”讲的是音乐是人们在劳动生活中的必然产物。“礼”又是人类理性的必然产物,是为适应人的精神需所产生的。“礼、乐”所发映的是天、地、神、明、人、及社会伦理的种种关系。“黄钟”“大吕”都不是音乐常规表演所能体现的,究其音乐内涵的决定性因素是它的精神之所在。音乐有认识、教育、审美、使用功能,可以使人们的行为更规范,能辅助君主大治于天下。“乐”可以使人平易近人,宽容慈爱,“礼”可以使人庄重威严,使社会和谐,“礼”的手段是谦让,“札”也能使音乐形式更具丰富性,但只求“丰富”不讲“节制”会使人或社会之心态、现象更加放纵。“礼尚往来”与“乐节制”其意义是近同的,二者的关系从手段与目的来讲,“礼、乐”有教育人与引导社会净化风气、和谐之功效。
《乐记》之“乐施篇”有两种解读;其一是“天子之为乐也”,“乐施篇”之内容颇具远古的音乐史;其二它体现由“内”向“外”,泛指各类艺术的象形轮廓。在《碣石调·幽兰》中,所记载文字没有“南风”字样,其“谱”很可能为后人之作。天子以“乐”赏赐有道德的各路诸侯,以当代“乐舞”行列、排列距离,象征各路诸侯的修德之高低。
《乐记》之“魏文侯篇”是魏国之君发表儒学有关“新乐”和“古乐”的差异学说,畅谈了由“新乐”,与“古乐”的不同审美效果。文中记载“堂上”“堂下”管弦乐器和着鼓的节拍,在体现音乐节奏快慢的特点时,有各种打击乐器,突出在旋律结构中的音乐元素。君子用音乐——言志、治国、修身,治家等,应用于“和平天下”之景。古乐、新乐彼此相对比中,“奸声”用音不合规范,本质上只追求音的享受。文中的“溺音”指的是郑音、宋音、燕音与齐音四类,其中各有各的不足;郑音不守规范随意性强,是一种过分的表现;宋音柔美;燕音密度大,过于浮躁;齐音怪僻,过于做作。溺音的实质问题是形式上“过份”,内容上不合“道德”。
《乐记》之“宾牟贾篇”指乐舞开始时,表现等待的一幕场景,用“乐象”再现过去的事实。从“乐言”的角度分析“乐象”的意义,每一乐段均是“段”与“成”的一种乐曲构成,其区别主是“成”为大曲中可以独立出来的一章,而“段”并不独立于整个乐曲。音乐中“铿”的声音象征号角气势,也象征着威武之君子,从钟声中想起武臣;“磬”声象征谦明,也是志向的象征;君子听到“琴瑟”就会想起正人;“竹声”象征着团结,君子昕到竹声就会想到守城之士;“鼓声”象征运动,听到鼓声仿佛看到了前方将士们的嘶杀,君子听音不是单一的停留在层面上,而是感悟音乐所包含、表现的内涵。
《乐记》之“师乙篇”里言说“音乐”是一种文化,通过音乐可以提高文化修养,影响人的行为与能力,道德精神、道德文化的传承与发扬,可借助音乐歌唱的艺术形式来实施。停止错误的道德弘扬方法——即四种错误感觉冲破压力而上行的感觉、如同物体下坠的感觉、似断似连的感觉、干净利落的感觉。在汉代把音乐歌舞作为人的内在需求,应该是这一时期最能体现的“美学”命题。
《乐记》的“乐论篇”及“乐礼篇”所言,人的一生在贫穷中生活就思变,劳作辛苦疲倦就怨天忧人,疾病疼痛未必不呼父母。
《乐记》作为一部古典乐论专著,不仅集“乐论”之大成,也是对我国人类文明进步的记载,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有着重地位,这一文化记载概括了音乐哲学、音乐美学、音乐史学、音乐教育等各学科,分类比较明确,足以说明当时的西汉统治者,对“礼乐之邦”的中华民族文明形式,给予了认证、推动、弘扬、发展,将人文的两个方面“礼”与“乐”加以确认,使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与西方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而音乐的进步发展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与支持,各种音乐遗产的整理,在世界音乐艺术史上也较少见。
《乐记》在美学方面的重性,一是总结了秦朝以前的功能论,对音乐的本质有了长足进步的认识;二是加强了美学的传承与美学视野的开拓,从“功能论”转向音乐艺术自身——对音乐自身的理解与认识,对我国现在的音乐文化,其影响与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。